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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雕龍碑遺址展廳(通訊員鮑明長供圖)

        □全媒體記者張亞婷 通訊員田輝 鮑明長

        襄陽,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漢江中游,素有“南船北馬”“七省通衢”之稱。優越的地理環境蘊含著厚重的文化積淀。早在距今十余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襄陽就有人類活動。新石器時代以后,這里更是成為人類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園,留下了豐富的物質文化遺存,充分體現南北文化碰撞、交融發展的區域性特點。襄陽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那么,“自古”追溯到何時?新石器時代的襄陽是什么樣的?先人們是怎么生活的,住房情況如何?炎帝傳說在襄陽又引發了哪些推測與猜想?襄陽晚報透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雕龍碑遺址、鳳凰咀遺址等大型新石器時代遺址,一探夏文明產生前襄陽歷史風貌的一角。

        “多間房”見證父系氏族社會的到來

        雕龍碑遺址距今6300到4800年,是一處以原始農耕生產為主,多產業并舉的新石器時代原始氏族聚落遺址,分為早、中、晚三個發展階段,三期文化雖有所不同,但一脈相承?,F存遺址核心區面積約5萬平方米,在僅1500平方米的發掘范圍內就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角、蚌類等生產工具、生活用品及裝飾品近3000件。許多發現尚屬首次。如保存有大型多間式房屋建筑結構類似現代單元住房,推拉式屋門結構,還有原始先民發明石灰及類似水泥的建筑材料等,顯示當時社會已達到較高的文明程度。

        雕龍碑遺址一期處于剛剛建立村落和發展的初期,聚落內居住區與墓葬區截然分開。房屋建筑規模不大,一般不過10平方米,為小型單、雙室半地穴式建筑,均為居住性房屋,建筑結構簡單,主要利用自然生土和木料,未發現灶坑,適合單人(女性),或雙人(母子)居住。其社會形態可能已處于母系氏族社會的晚期。

        雕龍碑遺址二期已發展成為一處初具規模的中心性聚落。半地穴式建筑已經發展成地面建筑。發現的8座房屋建筑,有方形單間房屋,長方形雙間房屋,面積為8至20平方米。第二期文化遺存的社會形態應是從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階段。

        雕龍碑遺址三期則成了一個規模宏大的中心聚落。聚落內分區明確,除遺址西部的居住區外,又在遺址東南部新開辟了一處居住區。前者房屋建筑質量較差,后者則明顯進步。東南區多為長方形大、中型多室地面建筑,面積在幾十至一百多平方米,大型多間式房屋設計巧妙。由此推測,兩區成員可能已按照身份地位的不同分開居住。原襄陽市博物館館長王先福表示,結合房屋多間相連且每間均有灶圍儲藏室的情況看,其居住方式可能以胞族為基本單位,一棟為一個胞族,每間則為對偶家庭,這是父權制的萌芽。

        5000多年前襄陽就有了城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鳳凰咀遺址,是鄂西北南陽盆地迄今發現的面積最大、等級最高的中心聚落遺址,也是一處重要的新石器時代城址,距今有5200至4200年。

        2020年8月起,武漢大學考古系聯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陽市博物館和襄州區博物館對遺址進行考古工作。經過7個多月的考古發掘,在該遺址發現了一千五百余米長的古城墻、周長兩千多米的護城河,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少量玉器。

        遺址位于不規則形臺地上,四周有城垣,外有護城河環繞,城址面積約14萬平方米。本次發掘面積450平方米,年代涉及屈家嶺文化(距今5100至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至4200年)、煤山文化(距今4200至3900年)三個時期。屈家嶺文化陶器器形主要有盆形鼎、大口罐、雙腹豆、高圈足杯、紅頂缽、花邊鈕器蓋等;石家河文化陶器器形主要有盆形鼎、高領罐、中口罐、圈足盤、盆、紅陶杯等;煤山文化遺存較少,陶器器形有鼎、釜、廣肩罐、高柄豆、器蓋等。

        武漢大學鳳凰咀遺址考古隊帶隊老師單思偉博士介紹,本次發掘解剖了一段南城墻和護城河,確認了城墻和護城河的存在、結構和城址的興廢年代。通過勘探判斷,城墻殘留高度為兩三米,寬二十多米。毗鄰古城墻的護城河也頗具規模,寬二十至三十米,深度有七八米。初步判斷,城墻修筑年代為屈家嶺文化早期,距今有5000多年。

        鳳凰咀城址及周圍附屬聚落點總面積約40萬平方米,城內有大規模建筑遺存,尤其是高等級建筑居址,出土了較多的小型玉器、綠松石飾件等,單思偉推測該城址等級較高,是鄂西北地區政治、文化的中心。

        單思偉表示,城址修建于屈家嶺文化北疆,扼守于江漢平原與北方地區來往的通道處,其軍事功能也較為突出,到了新石器時代末期,隨著早期夏王朝向南攻伐,鳳凰咀這個古城最終消失。

        印證炎帝神農文化的輝煌

        新石器晚期,由于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穩定了人類的定居生活,促進了住房建筑業、畜牧業、制陶手工業、紡織業等全面發展,先民的智慧超出人們的想象。

        農業經濟方面,雕龍碑遺址一期,從出土的灰白色小米殼來看,當時人們已種植了小米。二期、三期遺存中農業以種植小米和稻谷為主。農業生產工具中砍伐、翻土、收割、加工工具一應俱全,且出現了一批大、中型器類,如犁、镢等,石質生產工具以磨制為主,加工技術更為先進,骨、陶質生產工具也有很大增長。各種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帶來了農業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并使之占據主導地位。從雕龍碑遺址岀土的甕、罐等儲藏的黍等糧食情況看,當時糧食已出現剩余,人們又將它作為飼料喂養家畜,家畜飼養業也得到了很大發展,豬、狗的骨骼在遺址中被大量發現就是明證。

        手工經濟方面,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手工業已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分支,制陶、紡織等技術已較為成熟,分工較細。新石器時代晚期晚段,陶器的數量和種類也明顯增加,主要有炊器、食器、盛器和甕棺葬具,可能還出現了少量的酒器,如壺、杯等。

        雕龍碑遺址與鳳凰咀遺址均發現有陶紡輪,且早期遺存的陶紡輪數量較多,制作也較為規整,說明紡織業有一定的基礎。特別是到了雕龍碑遺址三期,不僅出土了數以百計的陶紡輪,而且發現了陶、角線軸等較為先進的紡線工具。同時,陶杯的出土和糧食的剩余也意味著釀酒業的逐步出現成為可能;還有少量玉器的發現,表明制玉手工業已經獨立出來。

        當年主持雕龍碑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王杰研究員稱,雕龍碑遺址應是炎帝時代的氏族都邑,已發掘出土的遺跡、遺物等實物資料與傳說中的炎帝氏族文化大多相符。雕龍碑遺址與傳說中的炎帝神農故里隨州烈山,相距只有60多公里,同處于湖北省的隨棗走廊之內;雕龍碑遺址發掘出土的農業工具、糧食種類與炎帝神農時期“發明”的耒耜、播種五谷的傳說相符;“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情景,在雕龍碑遺址異地的實物中得到印證。

        南北文化頻頻碰撞、交融

        襄陽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清代著名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縱論天下大勢,言道:“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荊州乎·抑在襄陽乎·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p>

        雕龍碑遺址位于隨棗走廊北端,西與南陽盆地、襄宜平原相接,東、北雖然分別被大別山、桐柏山所阻,但有襄(陽)南(陽)走廊與中原地區相通,南則通過荊襄古道直下江漢平原,自古以來就是南北交通要道。

        鳳凰咀遺址地處漢水中游、南陽盆地南緣,屬于江漢地區與中原地區交界地帶,自古以來便是南北文化重要的交流要道。鳳凰咀遺址是迄今在南陽盆地首次發現的屈家嶺文化城址,也是屈家嶺至石家河文化城址中位置最北的一座。

        “新石器晚期,北邊是三皇五帝,南邊是三苗集團,時間處在炎黃集團與三苗集團頻繁作戰的時間?!比~植表示,從雕龍碑遺址一期、二期可以看出,早在6000年以前北方仰韶文化的先民就拓展到這里,到了新石器三期發現有南方屈家嶺文化遺物。鳳凰咀遺址以屈家嶺文化為主體,也就是說,這時三苗北上進入了中原?!傍P凰咀城址的興起,正好與屈家嶺文化鼎盛時期向北擴張的整體態勢以及南北文化頻頻碰撞交融的背景相關,是屈家嶺文化向北擴張的重要控制節點,甚至是軍事據點?!笔】脊叛芯克芯繂T向其芳表示,鳳凰咀遺址加深了人們對南北文化交流碰撞及中華文明進程的新理解。已有的考古發現表明,該區域是源于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向北最早滲透并逐步形成主導控制的關鍵區域,基于這一區域,該文化在其晚期甚至擴展滲透到陜東南、豫南、豫中乃至晉南地區。

        結合歷史文獻中諸多關于華夏集團與三苗集團頻繁作戰的記載、靠近鳳凰咀城址的宜城顧家坡墓地揭露的部落沖突的種種跡象和大致同時期南北地區出現的大量史前城址,進一步證明了不同人群的沖突與戰爭的長期存在,而且作為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文明的誕生過程之中,起到了催化與激勵的作用。

        “以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文化與以三苗為代表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在這里交融、發展??梢哉f襄陽是解讀中華民族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兩大文明交往的關鍵節點,是中國文明發源的融匯地?!焙蔽睦韺W院教授葉植說。

        2019年,雕龍碑遺址、鳳凰咀遺址納入荊楚大遺址傳承發展工程項目庫。2020年,為配合鳳凰咀遺址保護利用,武漢大學考古系聯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陽市博物館和襄州區博物館對遺址進行考古工作。

        目前,這兩大遺址正在推進省級遺址公園的建設,下一步還計劃申報國家級遺址公園,隨著保護、建設、研究工作的開展,未來會引來更多關注。

        (稿件部分內容參考:《襄陽文化簡史》《襄陽考古探研》)

        責任編輯:蔣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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